门客是什么意思【为什么说门客只是“效力”不是“效忠”？看看战国四公子就知道了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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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讲谈到周赧王十七年（前298年）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最后一件大事：赵惠文王封弟弟赵胜为平原君，然后司马光开始描写平原君如何招贤纳士，门下的逻辑大师公孙龙又是如何论证出“臧三耳”这种匪夷所思的命题，让儒学高人孔穿哑口无言。

这就让人看不懂了，平原君小小年纪，怎么养的门客呢？再有，公孙龙和孔穿的论战输赢先不管，为什么同样豢养几千门客，但孟尝君那边尽是古惑仔，平原君这边却搞象牙塔，画风怎么会如此不同呢？

画风的不同，貌似反应出了身世的不同。

孟尝君是苦出身，为了求生求存不遗余力，眼光从来都聚焦在现实问题上。而平原君衔着金汤匙出生，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，而只有这样的贵族，兴趣点才有可能超越于凡俗世界之上，关注那些毫无功利意义却很有智力含量的超现实问题，就像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一样。

但即便是平原君，也不曾真正做到古希腊贵族式的超凡脱俗，他之所以厚待公孙龙，按照《史记》的说法，并不是因为平原君真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趣味，而是因为在平原君某次被人忽悠，正要做傻事的时候，公孙龙连夜赶来劝阻了他。

那已经是在平原君成年之后了。显然，未成年的平原君还没能力豢养数千规模的门客，也不大可能欣赏得来公孙龙那种纯粹的逻辑思辨。《资治通鉴》之所以讲到平原君有食客数千人，以及公孙龙和孔穿的斗嘴，是把平原君成年之后的事迹提前交代了，这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困惑。

“战国四公子”，名号和事迹都成为了古代中国的文化语码，被人们反复援引，反复缅怀，反复议论。孟尝君身上的标签有“鸡鸣狗盗”、“狡兔三窟”，平原君身上的标签有“利令智昏”、“毛遂自荐”、“不识大体”。今天的古装爱情小说最喜欢塑造的男主角类型“翩翩浊世佳公子”其实正是司马迁对平原君的评语。不过，当你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，很有必要知道“孟尝”和“平原”也许另有所指。

王勃名文《滕王阁序》里的“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心”和蒙学经典《幼学琼林》里的“孟尝廉洁，克俾（bǐ）合浦还珠”，提到的“孟尝”都不是孟尝君，而是东汉名臣孟尝，姓孟名尝；西汉一位闺名叫臧儿的女性接受册封，受封平原君，以平原郡为食邑，也就是说，平原郡的赋税都归她私人享用。

而战国这位平原君，“平原”只是尊号，和食邑毫无关系，他的食邑在赵国东部的东武城，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一带。战国年间封君的封号和食邑逐渐脱节，孟尝君的“孟尝”也不是食邑的名字，只是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涵义了。

“战国四公子”的共同特点就是很能养士，门下总能有几千名门客。

我们回顾一下吴起生活的时代：吴起论血统是最低等的贵族，称为士，一旦浪迹他乡，就从士变成了游士。各国不断加强中央集权，瓦解传统的宗法制度，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低级贵族被抛出了宗法组织，抛向了社会，游士也就越来越多了。

游士要想混口饭吃并不容易，他们总是高不成、低不就的，就算落到讨饭的地步，也拉不下贵族的脸面，不受嗟来之食。而游说大国诸侯，难度实在太高，每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太多炮灰。常规出路是给大贵族当家臣，像商鞅在魏国时候那样。

后来齐国搞了稷下学宫，虽然门槛很低，滥竽充数也不妨事，但好歹要求几分学术根底，能跟别人产生学术争鸣才行，不然也就不叫百家争鸣了。那么，没有学术根底的大量游士都能怎么办呢？

他们只能成为社会边缘人士，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子。

“战国四公子”的兴起成功解决了这些流动人员的安置问题。而每安置一个人，这个人的老婆孩子乃至父母也就一道被安置下来了。对于游士来说，无论投奔孟尝君还是投奔平原君，总不难混口饭吃，而且准入门槛很低，饭不但能吃饱，还能吃好，在吃饱吃好之上还能得到主君的以礼相待。自己就算寸功未立，白吃白喝，也一点都不伤面子。

这样就看得出来，在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过程中，飞速旋转的社会车轮抛出了大量的边缘人士，他们迅速聚拢在“四公子”身边，貌似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宗法时代里的主君和家臣的隶属关系。门客只为主君效力，而不为国君和国家效力——请留意我用的词是“效力”而不是“效忠”，宗法时代家臣对主君的那种不离不弃的效忠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了，门客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

混饭吃的不乏其人，所以“门客”也被称为“食客”。这就见出门客群体的特殊性了，他们既不属于国家组织，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，而是介于国家组织和黑社会之间的一种存在。

从《史记》的记载来看，平原君还要成长很多年，才有了庞大的门客规模；又要在赵国的政治舞台上披荆斩棘，经历过“毛遂自荐”和“窃符救赵”的风波之后，才开始厚待公孙龙。但我们不妨就依着《资治通鉴》的文本次序，先来谈谈公孙龙在平原君门下的两场辩论大赛好了。我们只是需要做到心里有数，明白公孙龙的出场应该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就好。

战国年间百家争鸣，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人物。

名家所谓“名”，简单讲就是名义、名词、概念，所以“名家”大约相当于语言学家或者逻辑学家。

语言是在人类生活当中自然发展出来的，因为“自然”，所以并不规范，或者说并没有经过人为的精心设计。所以语言学很像经济学，“看不见的手”操纵着语法规则，让人们彼此之间可以越来越有效地进行沟通。

但也正是因为语言来得太自然，以至于一旦人们运用理性对语言进行认真的反思，语言也就很容易支离破碎、不成体统了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比如公孙龙身上最著名的标签“白马非马”，从常识来看，这显然是一句胡话，白马怎么可能不是马呢。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语法和逻辑的话，白马还真不是马。

先看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关系：若A=C，B=C，则A=B。这显然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，那么，套用这个逻辑，把A、B、C分别替换为白马、黑马和马，把等号替换为“是”，以上关系就变成了：假如白马是马，黑马是马，那么白马就是黑马，白就是黑。

结论如此荒唐，那就只能说明前提不成立。

也就是说，白马非马。

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很简单，等号不能替换为“是”，因为“是”的涵义太丰富。

在“白马是马”这个命题里，“是”所表达的意思是：“白马”这个集合是“马”这个集合当中的一个子集。

我们只要具备最初级的集合论的知识，就很容易看到症结所在，但这对古人来说实在不容易。即便对于现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当我们把“白马非马”这个命题提升一级之后，也会有不少人被难倒。

问题是这样的：你能在现实世界里找到一匹马吗？

你当然可以找到一匹白马，一匹黑马，或者任何毛色的一匹马，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找到这匹马或者那匹马，找到任何一匹具体的马，但你永远找不到“马”，这就像你能在集市上买到一个苹果或者一根香蕉，但你永远也买不到一个“水果”。

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对日常语言的使用当中，根本意识不到这种问题而当有心人把这种问题揭示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无比困惑，怎么想都想不通。

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深深地陷进去了，从语词的迷雾里发明出了极尽高深的哲学体系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继承了这套衣钵，这就有了绵延不绝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，直到维特根斯坦的出现才算从神学和哲学回归了语言学，从语言学上消解了叠床架屋的一些神学和哲学问题。

假如公孙龙遇到维特根斯坦，所有的滔滔雄辩都注定土崩瓦解。

但是，公孙龙并不需要苦等两千年，他在有生之年就遭遇了迎头痛击——先是孔穿，后是邹衍，两计重拳直接把公孙龙的饭碗砸了。

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番唇枪舌战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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