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11月，由于顾顺章的叛变，中央苏区和上海地区的联络线中断，上海地区的我党人士陷入了相当困难的局面。为了解决该问题，中央决定将12根金条运送到上海，按照多段行程计算，从中央到上海需要经历一个月的时间。

到了12月份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多次来电催促，却始终没有收到金条的消息，众人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。

顾顺章

然而前路苍茫，黄金又转道多地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众多交通员中又是谁叛变了，数额如此巨大的黄金到底去了何处呢？

紧急支援的黄金丢失

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有名的“销金窟”，普通人在这里没钱都寸步难行，就更别提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后的革命党人了。

经过政变后局势本来就危险紧张，加上1931年，“中共史上最危的险叛徒”顾顺章的叛变，许多我党重要的机密被国民党得知。我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大批革命战士被捕，上海情势更加危机。

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，也为了给留存下来的我党伤员看病疗伤和进行后续转移安排，上海中央急需一笔经费。

四一二反革命政变

于是，上海的组织向苏区政府发电求援。接到密电后，中央决定让瑞金政府筹措并运送经费，予以支援。当时的苏区生活虽然也很困难，但确实有一部分曾经从土豪劣绅手中缴获的金首饰，是历年积攒下来的我党的活动经费。

为了使用携带起来方便，但是苏区政府特意将这些金首饰熔成了12根金条，约有120两。

经费是解决了，不过接下来摆在众人眼前的是更为困难地运送黄金的任务。

当时正值“白色恐怖”时期，活动起来本就艰难，再加上还要携带数额如此巨大的黄金，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上海中央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如果要假人之手捎带，沿途肯定逃脱不了国民党的盘查。

林伯渠

紧急时刻我党领导人林伯渠同志想出来一个“神招儿”，他先是订做了一枚上面写着“快”字的象棋状木印章。随后，将该印章分成了7块交给运送黄金的7位交通员同志。

然后再预先安排交通员分别到达黄金运送中转线路，瑞金—南平—福州—温州—金华—杭州—松江—上海等地等待，以暗号和从林伯渠手中后拿到的印章互相确认身份，然后把黄金交给对方运送到下一站，直至最后交到上海的我党同志手中。

这个办法除了比较安全，也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。一旦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，直接拿出预先分配的印章碎块验证，很快就能知道是哪出了问题，也算是万无一失了。

同年11月6日，第一位交通员带着装满黄金的铜盒从瑞金出发了，如果计划顺利，这笔黄金将在一个月后被运送到上海。

然而，12月6日后，上海方面的同志频频给苏区政府发报催促，说经费还没有送达。

12月22日，算起来黄金已经从瑞金运出一个半月的时间了，可上海的同志们却一直都没收到，中央这才最终确认是出了问题。

于是，中央苏区开始针对黄金遗失案件展开调查。

首先就是收集全部印章，截止到1932年元旦，共有6个碎片被成功收回，经过查证缺少的是最后一枚印章。也就说，这笔黄金沿途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，是在最后一站上海丢失的。

1931年上海

十八年后重启疑案调查

1931年的黄金遗失案件也成为了当时中央领导最为难过的事，甚至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央的同志们一提起这件事来都还是如鲠在喉。

这并不是因为心疼这笔黄金，而是当年上海的同志们左等右盼始终没有拿到这笔经费，导致本应该被救出来的9位同志最后都死在了敌人的刑讯逼供之下，3位重伤同志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病亡。还有数位革命家属因为没得到转移的费用而被迫流落街头，当时的上海中央也濒临瓦解。

当年这件事由于牵扯的时间太长，跨越的线路太长，涉及的人员众多而不方便查探，便在当年成了我党历史上的一桩悬案，也成为了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一个心结。

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环境稳定，这件救命经费无故丢失的悬案便再次被提了出来。

1949年11月的一天，罗瑞卿大将接到了毛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，秘书称毛主席有急事找他，要罗大将赶忙去毛主席居住的菊香书屋。

罗瑞卿接到消息后马不停蹄地前往中南海，路上还直犯嘀咕，毛主席如此着急肯定是有紧急事务安排，可如今大典刚刚办完，到底是有什么事呢？

好在毛主席并没有让罗瑞卿疑惑太久，罗瑞卿到达菊香书屋后，毛主席见到他说：

“瑞卿你坐，这次找你来是想你替我办一件事，解开困扰了我18年的一个心结，就是关于当年那笔12根金条经费的案子”

罗瑞卿恍然大悟，随即向毛主席表示保证完成任务。

罗瑞卿大将

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，距离黄金丢失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的时间，当年也不是没有派人找过，但最后一位交通员就和那笔经费一样凭空消失了。由于形势严峻便将这件事搁置了下来，这件事很明显跟最后一位交通员脱不了关系，可这个人又该去哪里找呢？

罗瑞卿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，首先是调查当年的通讯员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那位负责运送上海段的7号交通员。另一方面则交由上海方面处理，查找这些年的失踪人口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和黄金一起消失的交通员。

负责这位案件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当年负责运送黄金的林伯渠同志，林伯渠称这七位交通员他也不认识。不过对1号交通员他有点印象，好像曾经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。

高自立同志

高自立是我党从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新国成立之初担任的是冀察热辽分局的财经委员会书记，工作地点就在沈阳。

于是，办案人员立即前往沈阳见到了缠绵病榻的高自立同志。了解到侦查员的意图后，高自立同志勉强支撑着说出了当时1号交通员的身份。

此人叫秦朴，是江西人，现在位于广西的13兵团任职副师长。

办案人员在请示上级后，立即告别了高自立同志一路南下广西，果然找到了秦朴。秦朴称对当时的运送事件印象很深，当年自己的对外身份是饭庄的伙计，组织上交给他一个盒子，要他骑马送到南平的另一个地下党同志手中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黄金。

对于第二位交通员同志的身份他也不甚了解，只知道交接时，2号交通员的表面身份是当地的庙祝。由于身份无法确定，查案瞬间陷入了僵局。

就在关键时刻，上海方面传来了好消息。原来，上海公安局的同志经过费时费力地查找，终于找到了其中几位交通员的信息。其中就有跟7号交通员对接的6号交通员刘志纯，他负责的是杭州段的运送任务。

刘志纯当年的身份是杭州客栈的一位伙计，经一位老党员介绍入党，并交代他做了地下交通员。当年他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就是前往松江，将一个盒子交给当地的同志。

于是，刘志纯便跟客栈的掌柜请假，说要去松江探亲。

1931年12月2日夜间，刘志纯踏上了前往松江的火车。

3日上午7点左右，终于到达指定的交接地点。很快，一位穿着黑棉袍的同志找到了刘志纯，两人对过暗号后，刘志纯将手里的盒子交给了这位7号交通员。

也就是半个多月后，刘志纯正在杭州上工时，一位同志着急地联系到了他，并收走了当年的那枚碎片，之后就再没有联系。

不过，刘志纯也交代，当年的7号交通员他并没有问姓名，这也是组织的规定。至于长相，由于当时天色比较晚也没有看得特别清楚，只知道是上海口音，年龄在35岁左右。

上世纪上海松江

案件再一次进入僵局，不过办案人员并没有放弃，他们依旧来到了松江。在当地公安局的帮助下，开始了寻找当年那位7号交通员的工作。

根据刘志纯交代的细节，当时两人交接时，他看到了7号交通员的钱夹中有一个类似于旅店入住证明的蓝色票据。

如果按照当时的通讯情况推断，7号交通员在接到任务后，上级对他的指示可能是在某天到某天之间去松江和一位同志接头。为了不错过交接，7号交通员很可能提前几天到达松江，入住了当地的旅店，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票据。

工作人员立即根据当地的记载调查了当年的几个旅店，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关于7号交通员的信息。

就在这时，其中一位办案人员的亲戚知道他到了松江，便想请他吃顿饭。在知道办案人员这次是寻找旅店后，这位亲戚笑了笑说：“你们不是本地人，年龄又不大，肯定对松江当地的情况不了解，即便是当地人知道的也不多，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提供住宿”

而这位亲戚提到的旅馆是当时专门为来往军人提供住宿的军方旅馆，普通人想要入住必须有军队人员的介绍信才行。

真是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办案人员立即将情况向上汇报，由于旅店的入住信息保存完整，工作人员果然查出了在1931年12月初那几天该旅店真的有一位不是军人的客人，名字叫梁碧纯的入住。如果没有意外，这个人大概就是当年的7号交通员。

水落石出，悬案终得定论

抱着不错过任何一个线索的态度，办案人员对梁碧纯展开了调查。信息都对得上，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梁碧纯工作的上海的一间药房。幸运的是当年的老掌柜也还记得自己的这个伙计梁碧纯。

根据老掌柜的介绍，梁碧纯在药房工作多年一直勤勤恳恳，也没怎么请过假。所以当年梁碧纯称要请假三五天去趟外地走亲戚，老掌柜痛痛快快就准许了。

然而，在那之后梁碧纯便再也没回过药房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关键的线索就是，老掌柜手里握着的一张照片。当年药房曾组织员工照过一张相片，虽然年头久了不太清楚，但依旧可辨梁碧纯的相貌。同时，办案人员也从老掌柜这里确认了梁碧纯的老家是在嘉定。

工作人员立即赶往嘉定，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展开了大海捞针的行动。

很快，当地的一间药铺老板来到公安局声称自己认识梁碧纯，他是自己的第一个徒弟，当年住在嘉定南门一片，还娶了一个叫做“贞姑”的老婆。不过，10多年前梁碧纯突然失踪了，贞姑带着几个孩子活不下去只能回了娘家黄渡镇。

于是，工作人员又来到黄渡镇寻找当年的贞姑。根据当地人介绍贞姑姓陈，回娘家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带着几个孩子在街边租了一间房子。

不过贞姑几年前的一天突然带着孩子失踪了，有人说那天晚上贞姑上了渡口的一艘小船。巧合的是，就在今年贞姑因为家里一位长辈去世，她曾回来过一次。

根据贞姑的亲人交代，贞姑当年正是被自己的丈夫接走的，如今在上海洋泾镇定居。

1950年3月，办案人员突袭了位于洋泾镇贞姑和梁碧纯的家，终于找到了当时正在做钟表匠的梁碧纯，梁碧纯也很痛快的交代了当年黄金遗失的经过。

与办案人员猜测的不同，这笔钱并没有被梁碧纯私吞。当年他从松江接到黄金后，便买了当天的船票回上海，几经周转，于12月5日早上6点到达了曹家渡码头。

当时岸边的几位黄包车夫询问他是否要坐车，梁碧纯不疑有他上了车，然而刚刚走到一个小巷子时，梁碧纯头上一痛被人敲晕，随后便失去了意识。醒来后便到了曹家渡旅馆，但是身边的黄金却不见了。

由于事先组织上交代过这个任务十分重要，梁碧纯遗失了运送的黄金十分害怕，便隐姓埋名躲了起来，等到风头过了才换了个身份重新出来工作。

至于那位可疑的车夫，据旅馆员工交代，当时的黄包车是熟悉的，但车夫却不认识。于是，工作人员根据员工提供的车牌号找到了当年的车主冯安宝。

根据他交代，当年自己的黄包车被表弟借走了几天，令人奇怪的是在归还完黄包车后不久表弟就发了财还开了一间铺子。

随后，公安机关得到线索后，立即展开调查并顺利抓获了吉家贵。

根据吉家贵交代，当年自己借到黄包车后，便和两个朋友商量想要做点空手套白狼的“小买卖”，打的就是抢劫渡口旅客的主意。没想到的是竟然碰到了梁碧纯这条“大鱼”，在看到盒子中的金条后吉家贵三人眼睛都亮了，当即一人四根就地分赃了。

至此，这件困惑我党多年的救命黄金失窃案算是水落石出了，当年抢劫的三人如今只剩下两人，在审理过后被判处死刑，梁碧纯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

结语

当年的黄金遗失案给我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，一些革命同志因为没有活动经费牺牲，成为了我党的遗憾。不过抢劫的人也因为一时的贪念遭到了惩罚，正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他们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